五经课试法
古文经学
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
九品中正制是魏文帝时期的选士制度,按门第高低列等,政府按等选用。
九品是按照家世、品德、才华分为九个品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中央官员到地方考察再到中央考核授官。
严格士庶之分,满足士族阶级优先做官的权力,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等级性更加明显,严重挫伤了求学的积极性,是选官制度的一种倒退。
国子学是西晋时期的中央官学,是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国子学的教学内容与太学一致。
国子学的创立,满足了士族阶级优先享受教育特权的愿望,他具有严格的士庶之别。
标志着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化更明显。
使传统的教育体制由单一格局发展为太学和国子学并行的多元格局。
四馆是南朝宋文帝时期设立的中央官学。
四馆中设置了文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四馆并列,各自招生进行教学、研究活动。
四馆的建立打破了指汉代以来经学教育独霸官学的局面,使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并列。
四馆反映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变化。
总明观是南朝宋明帝时期设立的中央官学。
总明观中设儒、玄、史、文四科,总明观是四科之上的教育机构,是集藏书、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机关。
总明观使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在多科性的大学中实施分科教授的制度,比四馆在管理上更加完善。
总明观对后世发展有重要影响。
北魏的中央官学是北魏开始封建化过程中所创立的。
仿汉晋的学制已初步建立。
改国子学为中书学,属中书省管辖,学内设中书博士以教授中书学生。
中书学这一名称是北魏的特创。
强调皇族的教育,于是建起了皇宗学,专门教授皇子皇孙,皇宗学为北魏首创。
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分建。
北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学维护统治、培养人才方面是有成效的。
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对促进民族大融合、推动历史前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唐的文教政策可以归纳为“重振儒术,兼容佛道”。
根据政治的需求和统治者主观的爱好,不断调整三者的关系,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崇儒兴学:提高地位。
兼用佛道:佛教、道教发展不平衡。
发展科举。
任立私学。
在教育制度上,出现了具有宗教色彩的学校。
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儒学吸收道教、佛教的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为书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教育思想上,统治者兼重儒、道、佛不独尊一家,隋唐的教育思想出现了三者杂糅的特点。
国子寺是隋文帝时期设立的专门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内设国子祭酒掌管教育事业,国子祭酒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出现的,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首长,它标志着教育发展成为独立的部门。
隋炀帝时期,把国子寺改名称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学,统一管理下属的各学校,主要管理六学一馆(太学、国子学、算学、四门学、书学、律学和广文学)。又任命地方长官长隶,使之管理地方官学。
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隋唐在教育管理体制上确立的两种模式:
中央官学由国子祭酒负责。
地方官学由地方行政长官长史负责。
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
一些专科学校由对口部门去管理。比如医学由太医署管理,音乐学由太乐署管理。突出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
唐代中央官学包括儒学与专门学校两类。
六学一馆是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它包含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算学、律学、书学和广文学。
特点:六学一馆由国子监管理,制度完备,类型多元,等级性强。
专门学校
总的来说,唐代中央官学较为发达、种类繁多、人数众多、等级森严、内容丰富,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州县二级制是隋唐时期的地方官学。
学习类型有三种:经学、医学、崇玄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
地方学校归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长史负责,其中也包括主持考试。
学生可参加科举制,或升入四门学,也可成为地方官吏或者自由择业。
对申请入国子监的学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
定期地礼仪活动,使学生受到崇儒尊师、登科从教的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
教学内容具有专业性法具体性,学校类型不同,教学内容不同。
主要有旬试、月试、季试、岁试和毕业试。
国子监主簿负责执行学规,督促学生勤学,保证国子监的教学和生活秩序。
常规的休假包括旬假、田假和授衣假。
唐朝明文鼓励私人办学。
在太平年代,人们渴求文化。
科举考试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私学本身灵活多样,富有活力。
隋唐经济的繁荣,是民间私学发展的基础。
私学在教学程度上分为初级私学和高级私学。
初级私学:进行启蒙识字教育和一般的生活、伦理常识教育。
高级私学:以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为教育对象,要求其进一步接受专业的教育。以教师为中心,自由开设。这种高级私学到了唐朝后期逐渐成为书院的萌芽。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唐末以后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收藏、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五代,繁荣和完善于宋代。
唐代的书院是由私人读书、藏书的场所演化为讲学授徒的场所而产生的。
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整理图书的机构。
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社会动荡,官学衰微,士人失学。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私学讲学传统。
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大量增加。
唐代官学的发达与完备并没有妨碍私学的发展,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唐代的封建教育体系。
简述隋唐教育制度的特点/为什么封建体制完备于唐?【4】
隋唐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全面的教育制度。
学校职能:学校将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为一体。如鸿文馆既整理图书,又教育学生。
医学教育:重视医学教育。
隋唐时有中央官学,还广设地方学校;还有私学与家学。
学校的学习主要内容仍是儒经,此外还有各种专科性知识。
唐朝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
中央设立国子监,加强对教育的领导,采用两种教育管理模式。
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统一管理与对口管理并举,并以统一管理为主。
隋唐时期形成了以经学为主,专科性学校维护的隋唐教育体制,学校类型多、数量多、涉及面广,如六学一馆。
各学校从入学到毕业都有制度化的规定。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
隋朝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产生。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直到清末1905年才被废除,但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
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
科举制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科举制度束缚思想,败坏学风。
导致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隋朝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它以成绩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
隋朝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产生。
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人充任官吏。
庶族地主希望参予政治分享权力,科举制为此提供了通道。
九品中正制仅凭门第取士,不适应隋唐社会发展的要求,淘汰九品中正制势在必行。
曹魏时期已经有了不全凭门第的考试选士方法,隋朝时将此方法加以改造并扩大其规模,逐步向科举制度迈进,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唐太宗时期实行偃文修武的国策,一方面扩建校舍,振兴教育,保证科举取士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开科取士,网罗人才,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
唐高宗规定,科举考试者必学《孝经》与《论语》。
武则天轻视学校教育,重视科举;开创了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形式;开武举选军事人才的先例;实行糊明考试的办法。
程序是乡试和省试,吏部试。
来源是生徒与乡贡。
科目是秀才、进士、明经、明字、明法、明算。
宋朝科举制地位提高,废除了两汉的察举制,视科举制为取士正途。
考试规模扩大,录取人数增多。
考试内容改革。王安石编辑了《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
考试时间改为三年一试。
确定殿试为常试。
设置“别头试”、糊名誉录,防止徇私。
元朝科举制进入中落时期,开创了以“四书”试士的先例。
明朝科举制进入鼎盛时期,确立了“八股取士制”。八股文的诞生和流行预示着科举制开始走向僵化,也标志着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
沿用八股取士,科举制的弊病日益显现,徇私舞弊严重,科举考试日益僵化、衰落。
废除八股,设立经济特科。
科举制步骤日益繁琐,八股文束缚思想,与西方教育冲突。
学校教育完全沦为附庸。
腐败作弊严重。
兴办了新式学堂,传播了西学。
改革科举内容:废八股,递减科举中额,直至完全停止。
有利于促进新式学校的兴起与发展。
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发展减少了阻力,标志着封建旧教育的结束。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生做官的必由之路,科举制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学校教育也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学校培养人才参加科举选拔。
如果统治者将二者并重,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巩固封建统治。
科举制制约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的标准与方法制约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学校教育发展的指挥棒。
学校教育制约科举制。学校教育制约着科举人才的质量和数量。
当统治者偏重科举时,就会忽视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决定封建学校教育发展的最终因素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举制度只是一个辅助因素,并非科举制度的产生导致学校教育的衰落。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乡试—尚书省礼部举办的省试—吏部试。
唐代科举分文科举和武科举两大类:文科举又分为文科和制科两种;武科举由武则天设立,兵部主考。
常科每年定期举行, 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
制科不定期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生源不受等级限制,但地位不如常科。
贴经:各科考试中普遍应用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填空考试,侧重考查学生的记诵能力。
墨义: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笔试问答,主要考查记忆能力。
口试:一种简单地对经义的口头问答。
策问:考察一个人治国安邦的才能。
诗赋:要求考生当场写作诗、赋各一篇,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能力。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生做官的必由之路,科举制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学校教育也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学校培养人才参加科举选拔。
如果统治者将二者并重,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巩固封建统治。
科举制制约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的标准与方法制约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学校教育发展的指挥棒。
学校教育制约科举制。学校教育制约着科举人才的质量和数量。
当统治者偏重科举时,就会忽视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决定封建学校教育发展的最终因素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举制度只是一个辅助因素,并非科举制度的产生导致学校教育的衰落。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对我国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最终被废除,但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央政府掌握选士大全,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官吏经考试选拔,提高了官吏的文化修养,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士子通过科举获得参政机会,扩大了统治基础。
科举制度统一思想、笼络人心、缓和阶级矛盾,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促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儒学,结束思想混乱的局面。
刺激学校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教育的普及。
种类繁多的考试科目扭转了人们重文轻武的现象。
重视人的知识才能,而非门第。
考核策问与诗赋,有利于检验人的能力。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考试制的国家。
从整个发展历程看,科举制度从隋唐到宋朝,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日趋明显,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评分时主观随意因素会影响评分的客观性。
考官受贿和考试作弊现象严重。
诱骗知识分子为功名利禄而学习。
导致学校形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
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形成了功利色彩浓重的畸形读书观和学习观。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写出的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目的是训诫其子孙。
“德”是根本实践仁义是德育的最终目的。
“艺”包括经史和杂艺。经史指五经;杂艺指实际才能,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
二者关系:相互联系。
培养治国人才,即包括统治者,也包括官吏。
教育既是谋生手段,也可以维持社会地位。
提出“性三品”,其中只有中人可以做到被教育向善。
儿童早期心灵纯净,可塑性强,并处于发育的关键期。
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应及早地对幼儿进行教育。
父母应把严格与慈爱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切记偏宠,对子女都应有相同的教育标准。
重视通用语言,而不应强调方言。
以“孝悌”与“立志”为主要内容。
主张可以体罚孩子,严格的教育才能使子女成器。
言语教育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包括人伦教育和立志教育两方面。
道德教育应以“风化”的形式进行,就是一种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德行的教育过程。
《颜氏家训》是了解颜之推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有助于了解颜之推在儿童教育方面的真知灼见。
唐朝时期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的地位提出了“道统说”,也因此韩愈被称为“重振儒学的卫道者”。
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尤其是反对佛教。
儒学纲领是仁义道德,这既是先王之道,也是先王之教。
在道德规范方面,他把仁义与道德并提,基本内容是仁义。
他鼓起任道的勇气,想要挽救先王之道,再兴而传。
加强了儒学在民族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
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提出了“性三品”的主张为宋朝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做了铺垫。
上品之性为善性;中品之性可善可恶,尚为定型;下品之性为恶性。
人性中有性,也有情。性是情的基础。
性可以移,但是性的品质不能移。
上品之人,教育帮助他们的仁义天性得到发扬。
中品之人,教育帮助他们的品性向上品靠拢。
下品之人,教育对他们的作用甚小,刑罚却能保证他们遵守社会秩序。
人性与仁、义、礼、智、信为内容,教育要发挥人的内在善性。
韩愈的人性论把封建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说成是人的本性。
韩愈对教育作用的论述具有唯心主义色彩。
韩愈也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德礼而重学校:学校为政治服务。
学校的任务:训练官吏。
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
严格选拔学官,整顿教师队伍。
整顿学风,建立了良好的教学秩序。
恢复发展地方官学。
“修先王之道,读六艺之文。”
他要求统治者应该爱惜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畸形的读书观。
科举考试内容僵化。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
提倡尊师重道既肯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师生相互尊重与学习,提倡建立平等的师生观。
学生: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学习知识,就应该尊师重道。“人非生而知之者”“学者必有师”
政治:天地君亲师。师道体现君道,能尊敬师长,就能效忠皇帝。
社会:重振儒道,尊师即卫道。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传道:传授儒家仁义之道。
授业:讲授儒家的“六艺”经传和古文。
解惑:解答学生的疑问。
传道是首要任务,授业和解惑是过程与手段。
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韩愈提倡“相师”,建立民主性的师生关系。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师生的关系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重振儒教,尊孔孟,排异端。
提出性三品。上品之人是统治者,天生拥有善性;中品之人是平民,可被教育向善;下品之人是劳动人民,无法被教育向善。
学校的的任务是训练官吏,并提出放宽入学等级,以实际才能选拔官员,以恢复其教学秩序。
提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学习知识,就应该尊师重道。“人非生而知之者”“学者必有师”
天地君亲师。韩愈认为师道体现君道,能尊敬师长,就能效忠皇帝。
安史之乱后,佛教、道教膨胀,为了重振儒学,韩愈提出尊师重道。
传道:传授儒家仁义之道。
授业:讲授儒家的“六艺”经传和古文。
解惑:解答学生的疑问。
他主张不管出身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就可为人师表。
师生关系: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提倡“相师”,建立民主性的师生关系。
师生的关系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师说》是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一篇力作,阐述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起到了转变社会风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