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碌有为：微观歷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衆_思维导图模板

碌碌有为

微观视角

它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注普通人，二是有故事和细节。如果写一位大臣，比如曾国藩或李鸿章，写得再细也不能叫微观史，因为它研究的是上层人物。

一个个平凡人的经历，可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中真实地感受大时代的转折。如果没有微观视角，我们的历史就是不平衡的历史、不完整的历史。

举例

杜二嫂是1900年前后出生的人，在1900年到1944年的这40多年时间里，宏观层面发生了许多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比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等。
在深入杜二嫂的生活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事件几乎没有对她的人生产生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女性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她自己从一个丝织佣工变成小型个体老板的过程。杜二嫂及其家庭的经历，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吗？他们的个体人生与国家命运之间有关联吗？
表面看起来关联不大，其实密切相关。四川的丝织业在近代不断受到洋货的打击，日渐衰落，但是抗战的爆发使洋货很难进入内地，给杜家这样的丝织户创造了非常好的商机。因此，国家的大命运便与个人和家庭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了。

与宏观视角的结合

有时候，有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却可以相互影响，这也是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探索历史奇妙的地方。例如，有历史学家把1815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坦博拉火山大爆发与清朝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1815年正是清朝嘉庆年间，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候产生巨大影响，全球气温骤降。这一效应在第二年显现，在1816年这个“无夏之年”，灾荒席卷全球，而中国云南省许多地方居然在7月盛夏下起雪来，农作物颗粒无收，大饥荒席卷而来。在粮食匮乏的背景下，罂粟从缅甸等地传入云南并普及开来。随着鸦片种植越来越广，大量耕地被挤占，随后又是一连串的自然灾害乃至动乱。这些单独的事件就像蝴蝶效应，最终推动大局势的走向。我们知道，清政府的崩溃以及中国之后数十年的混乱，鸦片是重要的推手。

微观视角的研究是有相当困难的。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收集和解读资料方面。微观史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权力很大，事无巨细都要管，有的审讯会持续好几年，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留下了大量审讯记录。但在中国，很难找到类似记录。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由精英阶层书写的，并不重视对下层和一般人资料的记录和保存。

佛

佛寺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洛阳伽蓝记》中提到，在北魏时期，社会上下各层级，从王公贵族到庶士豪门，都热衷于施舍财物，以供佛寺的建造，这是促成宏伟的庙宇接连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统治阶级对修建佛寺的支持。统治者不仅会赐予上百亩的田地给佛寺，而且还会给予免税、免役的特权，这样佛寺就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经营自己的田产了。

隋代以来，政府在每个县都修建了官寺。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佛寺一般都会有田产，僧人通过田产经营不同的事业，其中社会福利事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比如救济贫弱，还承担一些医疗工作，甚至动员信众修桥铺路、挖井等，以造福邻里。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典当行业起源于南朝时期的佛寺，正是因为佛寺在经济上的繁盛，它们才有能力进行放贷等经济活动。

到了唐朝，佛寺将信徒施舍给寺院的财物回转求利。《太平广记》中曾提到，信众去化度寺“施舍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佛寺的放贷范围非常广，燕、凉、蜀、赵都有人前来借贷，这些放出去的钱都是“高利贷”，有的利率甚至高达50%，绝对是一笔收入颇丰的“生意”。

既然佛寺的兴盛与政府有关联，那必然也受到政府的管控。

统治阶级掌握着庙宇的兴建、神职人员的任命以及僧侣的管理。以非常信奉藏传佛教的清朝统治者为例，礼部作为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其部分功能就是管理宗教。其具体功能表现在审批庙宇、寺院、教堂、尼姑庵的建造，不允许私自建造，民间有意愿建造的，要上书督抚提出申请，得到允许才可以营建。

那管理的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清朝初年，敕建的官方寺庙有12000多座，而私建的寺庙则有67000多座。也就是说，所有的寺庙中，有84%是没有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可见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并没有律例中表述的那么有力。

除了佛教礼仪，佛寺还承载着非常强烈的文化属性。

很多学子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学习，寺庙就是非常好的选择。这里安静、宽敞，而且为来客提供寄宿。尤其对于远道而来到京城参加会试的学子，北京的寺庙可以提供不太昂贵的、可以负担得起的食宿。寺庙也给旅行途中的学子们提供了栖身之所，《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在普救寺中遇到了莺莺，才有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寺院中还有非常多的藏书，虽然大部分是佛经，但也有非佛教书籍。黄宗羲的朋友仇兆鳌，曾经升任到侍郎的官衔，他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就曾在寺院中学习。每当学习累了休息时，他便到藏经楼读读佛经，聊作放松。他后来声称，在佛寺学习的经历，使他相信儒、佛有共同的思想旨趣。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子青睐寺院的环境，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和南京大多数文学聚会、同窗聚会和社交聚会都在佛寺中举行。

在文化属性的带动下，寺院也成为文人讲学的地点。例如王阳明就是在寺院讲学，而且让他的学生也住在佛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

寺院的环境吸引许多文人慕名前往，但为了减少佛教与俗世的接触，统治者也曾下令禁止这种交往。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制定条文，禁止低等功名的士绅和考生无故进入寺院。但统治者的禁令与人们逐渐接受的佛教观念相抵触，禁令成为一纸空文，人们依然喜欢利用寺庙的空间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自然，佛教和僧侣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就发展出对僧侣进行管理的度牒制度。这个管理制度在不同的朝代有些微不同，但有两点基本不变：第一，由政府来任命僧官对僧侣进行管理；第二，僧人必须在政府中登记僧籍，才算获得政府的批准，得到政府颁发的僧人身份证。这个证件就叫度牒，体现着僧侣的“合法”性。度牒上一般都写着僧人的名字、所属寺院，其在外出时携带，以备检查。僧侣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住持报备，住持再上报给地方官府，僧人不得越级给官府打报告，否则就要受罚。

那普通人想成为僧侣要经过什么过程呢？

我们还是以宋代为例，要想当僧侣，就跟科举考试一样，要层层选拔。首先要当童行，也就是带发修行，诵经拜佛，能不能做童行政府都是有相关规定的，涉及年龄和其他资质。

做童行之后剃度就成为沙弥，想成为一名合法的僧人，还得通过政府的佛经考试，获得度牒的资格；之后还得参加受戒仪式，受戒要到政府规定的戒坛，这里有政府专门派来的戒师；受戒之后，政府还要发给戒牒作为证明。这就是从普通人到僧侣的完整过程了。

就像《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唐太宗为玄奘送行时，御赐他袈裟和钵，政府会对僧侣进行赏赐，例如赐予紫衣、师号，以表尊崇，这些“赏赐”往往成为僧侣争取的目标，想要获得赏赐的僧侣必须要有官员的推荐，这也导致有些僧人以贿赂来取得，可见佛教以及僧侣受统治阶级的影响非常深，他们自身的独立性不足。

那度牒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维持着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吗？

正式获得官方度牒的僧人毕竟是少数，“在俗僧道”是大多数，这些人长期处于“见习僧人”的身份，有的甚至终其一生。他们虽然削发出家，却是没有僧职、没有度牒的和尚，在外出云游经过村庄时，最容易被村民当作“妖道淫僧”而遭到驱逐或指控。

大量存在的“见习僧人”也要想办法活下去，他们居住在寺庙以外，拥有自己的财产，有的甚至还娶妻生子。他们既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理。例如在清朝，这些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的和尚，因为与妇女私通，被政府称为“淫僧”，受到乾隆皇帝颁布的律法的严惩，对有“藏奸、敛财”等恶劣行径的，处以“立刻杖毙”等惩戒。这些现象就是政府对僧侣管理“失控”的表现。

早在明清时期，虔诚信仰佛教的女性要比男性多。

女性的佛教信仰往往会影响男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她对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常常迫使她的儿子捐赠礼物给她喜爱的僧侣和寺院，而且还要下旨昭告天下。

甚至有人提出“佛教是女性的宗教，或者佛教是女性性别领域的宗教”。在明清时期，妇女常常成群结队在节日去寺院烧香，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象。

但也有反对妇女参访寺院的文章，指责妇人以烧香拜佛为借口，“嬉戏于僧道之室”。在晚明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放荡僧尼的故事，男权社会对此的焦虑导致了社会上排斥妇女私自参访寺院，甚至在明朝时期，妇女被禁止捐赠寺院。

道

道教的发展与当时楚国崇尚巫术有关，也与中原地区盛行的神仙方术有关，这两者可以算是汉代道教发端的源头。可以说，道教是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与原始宗教活动聚集在一起的一种宗教。这也导致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流派出现，并且有各自不同的“信仰”。

有的道教信徒相信道教是老子创立的，这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被道教神化了。其实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产生于东汉，汉代才是道教的初创时期。

汉代的五斗米道、太平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清派、灵宝派、丹鼎派，唐宋时期的太一道、混元道、全真道、净明道等等，道教在教义、仪式等方面经过了不断的发展和改造。

道教中的上层人物受到统治阶级的供养，在道馆中授徒传教。因为入馆学习的道徒可以不向官府缴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道馆发展很快，在南朝时遍布江南的名山大川。

建在都市中的道馆，经济上主要靠朝廷供给和贵族富豪的施舍供养，地方上的道馆则需要地位较低的道士从事劳动。

我们非常熟悉的丘处机在修道时也是如此“苦行”，每天只吃一餐，“昼夜不寐者六年”。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几乎压倒道教，佛教与道教的矛盾相当尖锐，在佛教哲学的刺激下，道教的信奉者必须要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以与佛教哲学相抗衡。

于是道士们开始想方设法寻找道经，他们想到了什么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承袭了魏晋时期的玄学之风，杂糅了大量佛经、玄学气息浓厚的道经；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找到与佛教哲思的“差异化”路径，于是选择了老子和道家。他们神化老子，将他尊为教主，用注疏的方式重新诠释老庄的道家经典，慢慢组织起了道教的宗教哲学。

到了唐朝，遵奉道家思想为道教宗教哲学的行为发展至巅峰。当然，这与唐王朝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与老子同宗，尊称老子为“圣祖”。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的理论依据之一，《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成为道教的首经。此时，道教和道家已经慢慢融合了。

儒释道与宗教之争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思想上有差异，儒家的“反佛”基本也只是在“说理”的立场上，远远谈不上大的冲突。

道教与佛教的冲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845年的唐武宗“灭佛”。唐代的皇帝大多信奉佛教，但也有少数信奉道教。到了唐武宗时，他因想要获得“长生”而信道教，即位之后，不光敕封道士，而且敕建道观。

当时寺院经济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再加上统治者个人不喜佛教，唐武宗在他信任的两个道士的煽动下，下决心“灭佛”。虽然说佛道冲突不是唐武宗“灭佛”的最主要原因，但依然可以看到不同宗教之间的争斗。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佛”的皇帝。有趣的是，太武帝最开始是信佛的，但后来在他的谋臣崔浩的煽动下开始信奉道教。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一方面是寺院经济的威胁，另一方面便是崔浩等借助朝廷的势力来打击佛教。

宋朝，以儒学为基础的统治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愈加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宋徽宗曾下诏，要求寺庙改变儒、释、道三圣神像并列的做法，将原本设置在一起的佛祖、老子、孔子像分别搬离。孔夫子的塑像被移至书院，而佛教和道教的神像被安置在各自的寺庙或道观中。宋徽宗这道诏令的出发点是他反对将儒学与其他宗教混在一起崇拜，这样做玷污了儒学正统思想的纯洁性。

在思想观念方面，儒学与其他宗教的矛盾体现在哪里呢？

宋代的一些名僧把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做比较，将佛教戒律向儒家道德准则靠拢，以期获得“正统性”。

不仅如此，更有名僧将“孝”纳入佛教教义，称“天地与孝同理，鬼神与孝同灵”。如此一来，祭拜神明也要用“孝”来求，孝也成为佛教的“大道”了。

此外，佛教也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有高僧像道长一样入深山修习苦行，以期长生不老，还有名僧要大修“内丹”，等等。

因此，宋明以后，“三教同源”的说法越来越流行。既有“门墙虽异本相同”的说辞，又有“孔子、老子是佛祖化身”的说法。可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的现象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而来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得到中国妇女的“青睐”呢？

一个最实际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基督教徒可以获得资助，有的教会不光会给慕道者发放津贴，还会强迫清政府给信教家庭额外的“福利”。社会上把因为经济原因加入基督教称为“吃教”，这种情况在灾荒年景更明显。显然，这些经济福利对贫寒人家，尤其是孤儿寡母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还有一些中国女性，受惠于基督教的教会福利事业，比如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等，她们作为受益者，以感恩戴德的心理看待基督教，成为教徒。

除此之外，基督教所创办的女子学校、提供的女子教育，为众多中国妇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熟悉的金陵女子大学是专门的女子学校，还有一些其他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早期的职业妇女，大都来自教会学校。

秦淮妓院和八大胡同：是堕落还是风流？

以秦淮妓院为代表的南方青楼文化往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明朝时期的秦淮妓院相当有名，其中既有政治因素，也有江南文化以及江南文人的影响。

明末是中国士林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那时官妓十分流行，逛妓院并不是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多儒生甚至把结交高级妓女当作一种时尚。

秦淮妓院此后虽然不如明初那么繁盛，但秦淮河附近的南市、珠市的妓院依然保留下来。秦淮河的两岸，一边是倩影摇摇、门庭飘香的妓院，一边是供科举取士的贡院，雅妓与文人乘小舟游秦淮河，小舟内丝竹歌舞不绝于耳，成为一时之风尚。

进入清代以后，明代妓院逐渐废弃，昔日盛况不再。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恢复繁荣，妓院也随之兴盛。有游客在夫子庙题诗一首：“荼靡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胜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相比于南方青楼文化的浪漫，北方的青楼文化更趋近“现实”。

在北京，妓院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老鸨给她们好吃好喝，打骂也少些。可是这些妓女一旦年老色衰，门庭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

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一般，年龄也大些。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妓女接客挣钱。下等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衣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老鸨打她们的时候，口里还会咒骂着：“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

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卖给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终身失去自由；另一种是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要跟老板分账，妓女所得极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着招牌，内行人能识得标志，大体是窗户上贴剪纸，或者挂一红灯笼。老舍先生的《月牙儿》中便描述过一对母女逐渐沦落为暗娼的悲惨生活。

妓女现象背后，经常涉及人口贩卖的问题。

人口拐卖活动无论在城市还是乡下都非常普遍，女人一旦落入这些人的魔爪，下场非常凄惨。也有不少是穷人由于各种原因，将家里女人典当的。与卖妻卖女不同，家里人把女人典押出去从事娼妓业，就好像是把女人的身体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去开发，就像典当衣服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样。

为了改变妓女的处境，“废娼”成为清末民初的改革目标，以“拯救妇女于孽海”。地方当局会开办“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自尊、识字、计算，希望把她们转变成“正经娴媛”，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社会歧视妓女，但是仍有很多男人有兴趣与她们结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发动的“废娼”运动轰轰烈烈，尤其是以南京秦淮河为首的传统妓院区，成为国民政府首要的改造区。在当时精英的眼中，秦淮河是一条“污秽”的河流，许多人认为娼妓的存在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不是文明国家应有的状态，所以娼妓是最严重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即使离开这个行业，社会对这些妇女的道德谴责也不会消失。那些离开妓院已经结婚的人仍然保留着“前妓女”的名声。例如，成都一个妓女从良后在巷子里开了一家铺子，生意很好，但一次有人在店里调戏她，双方大起冲突，导致其中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后，邻里们“共同议定”，让她迁店。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女人是自愿成为妓女的。杨老三是晚清成都的一个名妓，她从良结婚后，她丈夫倾其所有也无法养活她，她就重操旧业。她的丈夫为此十分恼火，甚至与她的客人发生打斗。

现实当中的文人世界

教书

教书先生是科举落第文人的一种职业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教书先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师”，也就是“启蒙老师”的意思。顾名思义，这种教育针对的是“从0到1”开始识字读书的年龄偏小的学生。蒙师主要负责教学生认字、断句以及一些基本的礼仪等等。与蒙师相对的是“经师”，主要教学生学习四书五经，是专门教授科举考试内容的老师，为学生日后科举考试打基础。

教书先生的收入与学生的学费相关。古时候人们用“束修”来指代学费，这个词来源于孔子所说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只要给我肉干的学生，我没有不教他的。在孔子的时代，束修只指肉干，后来这个词成了一个典故，专门指给教书先生的学费。

在中国古代，学费的支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物，就像上面提到的束修；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之后，现金支付也比较常见，但在下层社会，实物支付更常见，更富裕的人家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需要指出的是，经师和蒙师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在北方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比如直隶，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以及陕西、甘肃等地区，教书先生的工资只有十两银子左右。

而经师的工资就高得多了。在明朝中叶，江南地区的经师平均年收入在三十两银子以上。到了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的经师工资可达到四五十两，比蒙师高了一倍还多。

除了蒙师和经师，明清时期还有一类专教女性的教师。

在这类针对女性的教师中，有一类非常特殊，又称为“闺塾师”。她们是高门贵族为家中的女儿请来的职业女塾师，专门为上流社会家庭的女孩讲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或者绘画。

什么样的女性才有资格成为闺塾师呢？首先，她们都是有着女性学问传统的文人家庭的女儿，比如袁枚就曾提到他的一位族姑母曾经被一个高官聘请，与高官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并且教授她们。

不仅如此，许多闺塾师甚至还是文学或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她们或者是知名画师，或者是在文坛上颇有声望的女作家、女诗人。例如清朝一位叫曹冰鉴的诗画塾师，不仅与其祖母出版了诗歌合集，还写过传奇戏剧。还有一位叫苏畹兰的女作家，虽然嫁给了一个穷塾师，但自己做塾师非常成功，还开办了女“家塾”。

相对来说，闺塾师的教育是短期的，教育的主题有时只是基础的识字和绘画，通常情况下是诗歌艺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短期教育服务的报酬可能很高，甚至某些贵族高官曾经“千金”聘请闺塾师。

做教书先生，是中国传统社会科举落第文人非常普遍的一种职业选择。作为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受社会尊敬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微薄的薪水，也难免落入被人嘲笑的尴尬境地。无论是经师还是蒙师，抑或是专门针对上流社会女学生的闺塾师，都承担了社会上的教育功能。此外，他们也是家族中体面的文人，承担着宗族事务，负责地方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接洽，是不可忽略的一种文人类型。[插图]

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是西汉人，她的父亲是大商人。她从小饱读诗书，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擅长创作诗歌，也很喜欢音乐。她与大文人司马相如因一首《凤求凰》而私奔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年。

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固然让人赞叹她的勇敢决绝，然而更能凸显她才情的是她在得知丈夫有意纳妾之后，心灰意冷之际写下的《白头吟》《诀别书》。

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便是出自《白头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出自《诀别书》，也是我们常见到的诗句。

虽然李清照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是当时女性中最高的，但是宋代有才华的女性并不止她一位。

话说宋徽宗在上元节送酒给汴梁的市民喝，结果有一位女子把皇上的金杯给偷了。被发现之后，这位女子当即作了一首词来给自己辩解：“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回头忽听传呼急，不觉鸳鸯两处分。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

故事中描绘了一位出口成词的普通女性，可见能吟诗作对的女性在当时也比较常见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作品属于“闺阁之内”的东西，不适宜拿出来给大众欣赏。因此除了李清照，大多数宋代女性创作的诗词最终都散佚了。

对于中国的才女来说，明清是她们的黄金时期。

首先，明清时期印刷业快速发展，活字印刷技术逐渐推广开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不仅女性成为通俗文学的读者，而且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有相当数量女性在有生之年出版作品的时代。

也许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上的变化。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许多人开始认为，自己的家乡出现一些才华超群的女性诗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明清时期，才女们也以结社的方式相互交往。

就像有学者指出“女状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矛盾一样，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文人或者才女是个很难被简单定义的群体。她们脱离了传统道德观和文化观念，或者靠家庭的文化滋润，或者靠后天奇特的受教育经历，再加上自身的才情，最终才成为留在历史上的中国才女。她们的诗作和文人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才情卓绝的特殊群体，还让我们多了一分对传统社会的思考。[插图]

文人之间的社交应酬

中国文人爱好社交应酬，并且名声在外。早在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就曾在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举行的季节，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

首先，对一些文人来说，彼此之间的应酬交游是对科举考试的“反叛”和反抗，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框定在狭窄的“四书五经”之中，深信通过文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拓宽自己的眼界，使自己的人生志向跳脱出传统的“科举取士”的范围，转而拥有“大丈夫当友天下”的豪迈，这是一种舒张生命力的表现。

其次，文人之间的交际应酬并非只有精神作用，也有助于他们在文人圈子中建立名声，以诗文之名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

从“三从四德”到女子学堂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受教育的女性要接受一整套价值体系，这种针对古代女性的教育被称为“女教”。

“女教”的核心就是“三从四德”。

“三从”即“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源自《仪礼》。意思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嫁人之前要服从父亲，嫁人之后要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要服从儿子。可见，“三从”的意思是女性不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服从男性。“四德”则是“妇德、妇容、妇言、妇功”，源自《周礼》。汉代的女性文学家班昭曾经对此加以阐释，按照她的解释，妇德就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妇言就是“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妇容就是“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妇功就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

直白一点来说，“四德”就是要求女性老实，守规矩，不要说三道四，重视卫生，做好家务。班昭的这种诠释，后来被历朝历代的人认为是权威解读。“三从四德”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维护男尊女卑社会架构的意识形态。从秦汉到明清，对女性的教育方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绝大多数时候，女子教育的主流，其核心思想还是“三从四德”。

女性教育一直到清末女学堂的出现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戊戌变法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将女性解放作为倡导的旗帜，不仅重新阐释“贤妻良母”，使女性跳脱出“三从四德”的传统教育观念，增加了新的“国民”责任属性，而且强调了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必要。

这些女学堂里面教授的内容往往不再是传统的“三从四德”，而是算术、几何、体操、英语、地理、图画等近代化的学科。

新式女学的诞生与当时的女性解放思潮紧密相关。

为了声援女性教育，许多觉醒的女性还创办了女子团体、女性报刊等，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等，她们不仅号召妇女接受新式教育，而且提倡女性参政，宣传男女平等，整体的社会解放风潮也促进了新式女学的接受程度。

不过，这些新式女学在地方上也饱受非议。与女性进步思潮伴随而来的是顽固派的抵制和批判。许多传统士绅看到有人让自己的妻子出任女教习，就说这是“大伤风化”。他们认为女子学堂应该被查封，那些女校长、女教员不应该抛头露面，而是应该回归家庭，接受丈夫的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