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应当尽可能地简单,而不是较为简单。
每一次,构成模式的所有行为几乎都是按相同的方式、相同的顺序发生的。
我们在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要是能给一个理由,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两次请求之间的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前一次的请求里给出了额外的信息“时间有点赶”。
一分钱一分货,价格贵就等于东西好。
“文明的进步,就是人们在不假思索中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一是这类武器有能力激活一种近乎机械化的过程;
二是只要掌握了触发这种过程的能力,人们就能从中渔利。
总之,诀窍在于,要单独地提出各个选项,这样每一项的小价目跟已经确定的大数目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每一笔债都还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上帝他老人家是债主。
互惠及其伴随而来的亏欠还债感,在人类文化中十分普遍。
源自互惠原理的成熟的礼尚往来系统,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独有特征呢。
有些要求,要是没有亏欠感,本来是一定会遭到拒绝的;
可靠着互惠原理,你很容易让别人点头答应。
只要在向我们提出请求之前,先对我们施个小小的恩惠,就能极大地提高我们依其言行其事的概率。
就算是合法的政治捐款,表面上说是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其实大多还是为了囤积人情债。
一个人靠着硬塞给我们一些好处,就能触发我们的亏欠感。
原理要求,某一种行为需要以与其类似的行为加以回报。
在互惠原理当中,最初让他人产生亏欠感的行为,以及缓解亏欠感的回报行为,都可以由最初的发起者来选择,这样一来,那些打定主意要利用互惠原理的人就能轻易地操纵我们,让我们完成一种不公平的交换。
违背互惠原理,接受而不试图回报他人善举的人,是不受社会群体欢迎的。
人们是普遍嫌恶的,[插图]谁都不愿被贴上“揩油鬼”、“忘恩负义”这样的讨厌标签。为了躲开这样的标签,人们有时也会答应不平等的交换。
内心的不舒服,对外又有可能丢脸,足以让人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
由于接受了让步的人有回报的义务,人们就乐意率先让步,从而启动有益的交换过程。
假设你想让我答应你的某个请求,为了提高获胜的概率,你可以先向我提一个大些的要求——对这样的要求我保准是要拒绝的,等我真的拒绝这个要求以后,你再提出一个稍小的要求,这个要求才是你真正的目标。
拒绝—后撤手法似乎不光刺激人们答应请求,还鼓励他们切身实践承诺,甚至叫他们自愿履行进一步的要求。
碰到对手运用拒绝—后撤手法的受试者,觉得自己对谈判的最终结果负有更多的责任。
拒绝—后撤策略让目标对象履行承诺的神秘力量也就顺理成章了:人要是对契约的条款感到负有责任,自然就会更乐意遵守这一契约。
真正的对手是互惠原理。
一开始就拒绝,比最后反悔要容易。
它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一种言行一致(同时也显得言行一致)的愿望。
不光赌马客们是这样,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会一次次地欺骗自己,以便在作出选择之后,坚信自己做得没错。
信仰、言语和行为前后不一的人,会被看成是脑筋混乱、表里不一,甚至精神有毛病的。另一方面,言行高度一致大多跟个性坚强、智力出众挂钩,它是逻辑性、稳定性和诚实感的核心。
由于言行一致一般来说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很容易养成自动保持一致的习惯,哪怕有时候这么做并不明智。
首先,和大多数其他自动响应方式一样,它为穿越复杂的现代生活提供了一条捷径。
其次,机械地保持一致还有第二点吸引力,它更容易令人避免误入歧途。
我们下意识的一致性倾向根本就是一座金矿。
一旦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受保持一致的强大力量所指引,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问题就冒了出来: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东西按下了播放键,激活了难以抵挡的一致性磁带呢?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找出了答案:承诺。
这些策略都有着这样的目的:诱使我们采取某种行动或作出某种表态,而后通过我们内心保持一致的压力逼我们顺从。
承诺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原因颇多。
在接受琐碎请求时务必小心谨慎,因为一旦同意了,它就有可能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它不光能提高我们对分量更大的类似请求的顺从度,还能使我们更乐意去做一些跟先前答应的小要求毫不相关的事情。
倒也不是所有的承诺都会影响自我形象。要想让承诺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它们得是当事人积极地、公开地、经过一番努力后自由选择的。
行为是确定一个人自身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的主要信息源。
要判断人的真正感觉和信仰,光听他们怎么说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怎么做。想通过观察判断某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必须仔细考察他的行为。
第一,它成了一个行为业已发生的物证。
第二,书面自白可以拿给其他人看。
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倾向,总认为声明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态度。
每当一个人当众选择了一种立场,他便会产生维持它的动机,因为这样才能显得前后一致。
每当一个人当众选择了一种立场,他便会产生维持它的动机,因为这样才能显得前后一致。
有证据清楚地表明,为一个承诺付出的努力越多,它对承诺者的影响也就越大。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想要验证他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费尽周折才得到某样东西的人,比轻轻轻松就得到的人,对这件东西往往更为珍视。”
团队成员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能极大地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生存概率。
对于一个想要建立持久凝聚力和卓越感的团体来说,入会活动的艰辛能带来一项宝贵的优势,这种优势,是该团体绝不愿轻易放弃的。
他们希望参与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一旦作了,就没有借口可找,没有退路可选。
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了一点:只有当我们认为外界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时,我们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发自内心地负起责任。
顺理成章地,我们也不会觉得该对它有什么承诺。强大的威胁也一样:它能叫人当场顺从,但却不大可能带来长期的承诺感。
一来,内心变化一旦出现,就跟当前的环境不挂钩了,它能涵盖所有相关的环境;
二来,变化能发挥持久的作用。
一般来说,由于人们的内心信仰系统需要保持一致,他们会宽慰自己:我选择的行为是正确的。
先给人一个甜头,诱使人作出有利的购买决定。
等决定作好了,交易却还没最终拍板,卖方巧妙地取消了最初的甜头。
汽车经销商意识到,个人承诺能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能为最初的承诺找到新的理由。
抛低球手法最叫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当事人明明作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却还觉得挺高兴。
承诺一旦作出,就开始长出腿来支撑自己
看看我们周围,跟爱默生说的完全不一样:保持一致是有逻辑性和智力超群的表现;缺乏这一特点,则会被看成是脑筋不够用,智力有障碍。
要对抗结合了承诺和一致性原理的影响力武器,唯一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一种思想上的觉悟:尽管保持一致一般而言是好的,甚至十分关键,我们也必须避免愚蠢的死脑筋。
内心想法改变
在人人想法都差不多的地方,没人会想得太多。
该原理指出,在判断何为正确时,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
以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行事,总比跟它对着干犯的错误少。大多数时候,很多人都在做的事,也的确是应该做的事。
我们对社会认同的反应方式完全是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这样一来,偏颇甚至伪造的证据也能愚弄我们。
一般来说,在我们自己不确定、情况不明或含糊不清、意外性太大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正确的。
在审视他人反应,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视一点微妙而重要的事实:其他人有可能也在寻找社会证据。
根据拉坦纳和达利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多元无知”状态,“每个人都得出判断:既然没人在乎,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危险也有可能累积到这样一个程度:某一个体不受看似平静的其他人所影响,采取了行动”。
多元无知效应似乎在陌生人里显得最为突出:因为我们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优雅又成熟,又因为我们不熟悉陌生人的反应,所以,置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里面,我们有可能无法流露出关切的表情,也无法正确地解读他人关切的表情。
一个重要的适用条件:相似性。我们在观察类似的人的行为时,社会认同原理能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
我们会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判断自己怎么做才合适,尤其是在我们觉得这些人跟自己相似的时候。
“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
辩护律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让陪审团喜欢他的客户。
消费研究人员曾检验过家庭聚会销售环境下女主人和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肯定了该公司策略的有效性:在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时,社会纽带的影响要比消费者对产品本身的好恶强两倍。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长得好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占有优势,可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对这种优势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恐怕低估得太厉害了。
光环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一个正面特征就能主导其他人看待此人的眼光。现有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大多数时候外表魅力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研究表明,我们会自动给长得好看的人添加一些正面特点,比如有才华、善良、诚实和聪明等。而且我们在作出这些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外表魅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招聘的时候也存在类似的效应。一项研究模拟了招聘面试,发现应聘者能否获得聘用,打扮是否得体要比工作资历占的比重更大——只不过面试官承认外表确实对他们的选择有小小的影响。
其他实验还证明,长相好看的人更容易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帮助,在改变听众意见时也更具说服力。这里,男女两性的反应仍然是一样的。
外在形象是加分必选项
我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不管相似之处是在观点、个性、背景还是生活方式上,我们总有这样的倾向。故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假装在若干方面跟我们相似,有意识地讨我们喜欢、要我们顺从。
另一项实验则表明,我们会下意识地向跟自己相似的人作出正面反应。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人更愿意签署跟自己穿着类似的人递过来的请愿书,而且,他们签名的时候往往连请愿书的内容都懒得读一下。
这些相似之处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很管用。一位研究员核对了保险公司的销售记录,发现要是销售员在年龄、宗教、政治立场、吸烟习惯等方面跟顾客相似,那么顾客购买保险的可能性会更大。
销售点
我们特别喜欢听人恭维奉承。尽管有时候我们也没那么好骗——尤其当我们很清楚恭维者是在利用我们的时候。可一般来说,我们总会相信别人的赞美之辞,喜欢上那些擅长说好话的人。
由于熟悉会影响人的喜好,因此它对我们的各类决定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包括选举哪一位政客。很多时候,选民在投票站往往只是因为候选人的名字看着眼熟,就作出了选择。
顺从专业人士从来都在努力建立一种“我们和他们在为同一目标而奋斗”的氛围,这样我们必须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战友”。
糟糕的消息会让报信人也染上不祥。人总是自然而然地讨厌带来坏消息的人,哪怕报信人跟坏消息一点关系也没有。光是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就足以引发我们的厌恶了。
人们的确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想法。
制造商们总是急着把自己的产品跟当前的文化热潮联系起来。
把产品跟名人联系在一起,是广告商利用关联原理赚钱的另一种办法。
制造商还乐意花大价钱让自己的产品跟流行艺人联系起来。
人们深明关联原理的奥妙,并努力把自己跟积极的事情联系起来,跟消极的事情保持距离——哪怕他们并非事情的起因。好多奇怪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
根据关联原理,倘若我们能用一些哪怕是非常表面的方式(比如我们的居住地)让自己跟成功联系起来,我们的公共形象也会显得光辉起来。
人们会公开吹嘘与其他成功者的关系,沾染反射而来的荣誉光彩,同样,人们也会避免跟失败者搭上关系,免得遭了霉运。
我们展示积极的联系,隐藏消极的联系,努力让旁观者觉得我们更高大,更值得喜欢。
每当我们的公众形象受损,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欲望,宣扬自己跟其他成功者的关系,借此恢复自身形象。同时,我们还会小心避免暴露自己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以个人成就为傲的时候,我们不会沾别人的光。只有当我们在公在私的威望都很低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借助他人成功来恢复自我形象。
产品包装与文化关联
把注意力放在效果而非成因上,我们就用不着去辨别、转移针对好感的多种心理影响力了——这本来也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繁琐任务。
我建议使用的策略其实就是顺从专业人士自己最青睐的社交柔道术:不去压抑好感因素产生的影响力,听凭这些因素发挥力量,然后用这股力量反过来对付那些想从中获利的人。
名叫米尔格拉姆的心理学教授的确做过这么一个实验——确切地说,是整整一个系列的实验。实验里扮演老师一角的参与者真的会向尖叫、挣扎、哀求的“学生”施加连续不断的强烈电击,电击强度足以令人致死。
所有受试者都是男性,而众所周知,男性全都有侵略倾向;又或者,受试者们没有意识到那么高的电压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伤害;再不然就是,受试者是一群变态的疯子,很享受折磨人的机会。
在米尔格拉姆看来,一个令人心寒的现象反复在他积累的数据中出现。“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权威的命令下,成年人几乎愿意干任何事情。”早有一些人担心另一种形式的权威——也就是政府有能力从普通公民身上压榨出可怕的百依百顺,对他们而言,这样的结果显然具有更为严肃的引申意义。
布莱恩·威尔逊(Brian Willson)的故事
每当面对人类行为背后的一种强力推动因素,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这种推动因素的存在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就顺从权威一例而言,稍微思考一下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就能找出许多说得过去的解释。被人类普遍接受的多层次权威体制能赋予社会巨大的优势,有了它,适于资源生产、贸易、国防、扩张和社会控制的成熟社会结构才得以发展。
打从出生之日起,社会就教导我们:顺从权威是正确的,违抗权威是不对的。父母的教诲、校舍里风传的小曲、故事和儿歌里,甚至我们成年后存在的法律、军事和政治制度中,都无不充斥着这条信息。
宗教教义也是一样。比方说,《圣经》开篇就提到,因为不服从至上的权威,亚当、夏娃还有整个人类失去了乐园。
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
很多情况下,只要有正统的权威说了话,其他本来应该考虑的事情就变得不相关了。这种时候,我们并不从整体上来审视局面,而是只对其中的一个方面给予关注,作出反应。
在环境中充斥着服从教条
它利用了权威原理带来的影响力,却根本不曾拿出一个真正的权威,光是看起来像权威就足够了。这说明,我们对权威人物的下意识反应有一点很重要的特性:一旦处在“按一下就播放”的模式,只要拿出权威的象征就能将我们降服了。
头衔是最难也最容易得到的权威象征。正常来说,要得到真正的头衔必须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然而,也有人毫不费力地给自己贴上个标签,就轻松得到了他人的自动顺从。
头衔除了能让陌生人表现更恭顺,还能让有头衔的那个人在旁人眼里显得更高大。
大学生从一叠纸牌里轮流抽牌,牌面上印着从-3~3元的面值。抽到印有-3元面值的牌,当事人就输3元;抽到3元面值的牌,他就赢3元,依此类推。事后,研究人员要他们给每张牌的大小排序。尽管每张牌的大小完全相同,可受试者总觉得那些印着最大数字的牌(无论正负)要稍微大些。 故此,我们觉得一样东西看起来大些,不一定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愉悦,而是因为它很重要。
第二种可以触发我们机械顺从的权威象征是衣着。虽说相较于头衔,这种权威的外套更实在,可要伪造起来也很容易。
社会心理学家伦纳德·比克曼(Leonard Bickman)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了抵挡身着权威装束的人物提出的要求会有多困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有一种衣着打扮,尽管内涵不如制服那么一目了然,但照样能暗示出权威的地位,那就是剪裁合体的西装。它也能唤起陌生人的顺从与尊重。 在得克萨斯州曾进行过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安排一名31岁的男人在好几处地方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闯红灯。有一半时间他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另一半时间他穿的是工装衬衫和长裤。研究人员在远处观察,并记下有多少站在路边等候的人跟着这个人横穿了马路:他穿西服时跟着他横穿马路的人是他穿便装时的三倍半。
精致、昂贵的服装承载着地位和身份的光环,珠宝和汽车等类似的身份标志也是一样。在美国,汽车作为地位象征尤其有趣,因为“美国人对汽车的爱恋”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
每一次,人们都严重低估了权威的影响力。权威地位的这种性质或许可以说明把它当成顺从策略为什么会如此成功,它不仅对我们很管用,而且我们还预料不到它会这么管用。
为免受权威地位的误导,防御策略之一就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们一般都会低估权威(及其象征)对自己行为的影响,一旦它出现在要求顺从的场合,我们往往会来不及提防。
一般来说,权威人士说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医生、法官、企业主管、立法领袖等,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判断力获得当前地位的。
权威的资格,以及这些资格是否跟眼前的主题相关。通过这种简单的办法,着眼于权威地位的证据,我们就能避免自动顺从带来的大部分问题。
“这个权威是真正的专家吗?”这一问题的宝贵之处便在这里:它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该放的地方上。它轻轻松松地让我们从兴许毫无意义的权威符号上挪开视线,转到真正的权威资格上。而且,这个问题还逼得我们去搞清楚权威跟事情到底相不相关。
在评估权威可信度的时候,我们应当牢牢记住,顺从专业人士经常会使用一种小策略,让我们相信他们真诚可靠:他们会偶尔说些有违自己利益的话。
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晓得会失去它,自然就会爱上它了。
亲身经历了稀缺原理之后——机会越少见,价值似乎就越高——我开始注意到它对我行为方方面面的影响。
对失去某种东西的恐惧,似乎要比对获得同一物品的渴望,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
由于稀缺原理在我们确定事物价值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很自然地,顺从专业人士就会搞些类似的小把戏。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所谓的“数量有限”策略:告诉顾客,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不见得随时都有。 有时,数量有限的信息是真的,可有时它完全是假的。不过,不管信息是真是假,卖家的用意都一样:让顾客相信一样东西很紧俏,从而提高它们在顾客眼中的价值。
稀缺骗局
就稀缺性原理而言,它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和其他影响力武器一样,稀缺性原理钻了我们思维捷径上的漏洞。这个漏洞本来也自有道理。我们都知道,难于得到的东西,一般都要比能轻松得到的东西好。 我们基本可以根据获得一样东西的难易程度,迅速准确地判断它的质量。这也就是说,稀缺原理成立的一个原因在于,根据它来作出判断,大部分时候是正确的。
稀缺性原理的力量,还有第二种独特的来源:机会越来越少的话,我们的自由也会随之丧失。而我们又痛恨失去本来拥有的自由。保住既得利益的愿望,是心理逆反理论的核心。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家长干涉会令感情关系出现某些问题——如一方以更挑剔的眼光看待另一方,更多地报告另一方的负面行为,但干涉同时也让情侣双方觉得彼此更加相爱,更想结婚了。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看出,想让信息变得更宝贵,不一定非要封杀它,只要把它弄成稀缺就行了。根据稀缺原理,要是我们觉得没法从别处获取某条信息,我们就会认为它更具说服力。
和其他有效的影响力武器一样,稀缺原理也有其最为适用的条件。因此找出什么时候它对我们最起作用就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措施。
那些传统上最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这些人已经把自己的贫困潦倒看成社会的自然秩序了。相反,走上革命道路的,往往是至少品尝过了更美好生活的人。他们经历并习以为常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突然之间可望而不可求了,于是他们对进步产生了更为迫切的渴望,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来保护既得的进步。 跟革命历来的鲜明模式一样,长期的进步一旦遭到阻碍,美国黑人的反抗情绪会比进步开始之前还要强烈。这种模式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自由这种东西,给一点又拿走,比完全不给更危险。
问题就来了:在这么做的过程中,该群体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的自由,一旦有人想要夺走这些自由,政府就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了。到了手的自由,不经一战是没人会放弃的。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国家政治,家庭也是一样。
它传递的信息是:其他人都觉得这件产品很好,所以它肯定很好;除此以外,我们还要跟其他人竞争,才能得到这件产品。
受现场你争我夺的氛围影响,鱼群和人群变得急躁不安,盲目地迫切想要得分。不管是人还是鱼,都忘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是别人在抢的东西,他们也冲上去争。
面对稀缺压力产生恰当的警觉还算容易,但根据警觉采取行动就难得多了。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对稀缺的典型反应阻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一看到想要的东西要得不到了,我们的身体就亢奋起来。尤其是在涉及直接竞争的环境下,我们更是血脉贲张,眼光短浅,情绪激昂。
不靠对整个形势做深思熟虑的认知分析,而是倾听来自内心的警告信号。一旦在顺从环境下体验到高涨的情绪,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说不定有人在玩弄稀缺手法,必须谨慎行事。
我们想要它,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我们想看它、喝它、摸它、听它、开它,或者用各种的方式用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记住:稀缺的东西并不因为难以弄到手,就变得更好吃、更好听、更好看、更好用了。
我们确实利用高涨的情绪信号,提醒自己平静下来,当心陷阱。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其他信息能帮助我们在碰到稀缺的时候作出明智决定呢?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顺从环境中受到了稀缺压力的包围,那么,我们最好是采用一套两步应对法。 一旦我们觉得自己在短缺影响下产生了高度的情绪波动,我们就应该把这种波动当成暂停的信号。
要作出明智的决定,恐慌、狂热的反应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冷静下来,重拾理性的眼光。
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想要那件东西。如果答案是我们想要它主要是因为想拥有它,那么我们应当利用它的稀缺性来判断该为它出多少钱。
那么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该物品不管是稀缺还是充足,其功能都是一样的。简而言之,稀缺的饼干并没有变得更好吃。
尽管只靠孤立数据容易作出愚蠢的决定,可现代生活的节奏又要求我们频繁使用这一捷径。
这些低等动物必须频频依赖环境中的孤立刺激,原因在于它们的智能有限。它们的小脑袋瓜无法对环境中的所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和处理。
在没有意愿、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或没有认知资源对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使用这些孤立的线索。
倘若我们正赶时间、压力大、不确定、不在乎、心烦意乱或心力憔悴,我们往往会把焦点放在一些片面的信息上。
这一切带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靠着成熟而精密的大脑,我们建立了一个信息繁多的快节奏复杂世界,使得我们不得不越发依赖类似动物(我们早就超越了的动物!)的原始反应方式来应对它。
排山倒海的信息和选择是由蓬勃发展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我们收集、存储、检索和传递信息的能力。
倘若顺从业者公平公正地利用我们的捷径响应方式,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敌人,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有了他们,我们能更方便地开展高效率、高适应度的生意往来。只有那些通过弄虚作假、伪造或歪曲证据误导我们快捷响应的人才是正确的还击目标。
我们要采取一切合理的方法——抵制、威胁、对峙、谴责、抗议来报复以刺激我们的捷径反应为目的的虚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