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利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记事,称为“甲骨文”和“金文”;
后来又改用竹片和木片,称为“简牍”;
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又用丝织的绢,称为“帛书”。
但所有这些书写材料,不是笨重,就是昂贵,都影响了信息储存和交流。
在制造丝织品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种薄薄的丝绵可以书写,这就是所谓的“絮纸”。
遗憾的是,这种絮纸由于原料有限,不能大量制造,但人们却从中得到启发,
去植物中寻找纤维,于是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纸”字的偏旁所以从“纟”,原因就是纸张最早是从丝织品开始的。
1957年,从西安市郊灞桥的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麻纸,足见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中国已发明了纸。
只是这种纸质地粗糙,不便书写,仅可作包装之用。
从1973年到1974年间,又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麻纸两片,其色泽白净,
质薄而均匀,似乎已能书写。
蔡伦的伟大,在于他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多种植物纤维造纸,并且大大提高了纸的质量,这种纸史称“蔡侯纸”。
因此,蔡伦在中国造纸术上的地位和贡献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蔡伦之后,东汉末年又有一位造纸的能手,他的名字叫左伯,字子邑,因他所造的纸质量很高,备受世人称赞,所以南北朝时,萧子良在写给王僧虔的信中称,“子邑之纸,妍妙辉光”。
这一时期,造纸原料有新的拓展,造纸设备也得到改进,加工技术也有新的提高,出现了色纸。
造纸原料更加丰富,麻皮、嫩竹、桑皮、稻秆等均可造纸;
纸的种类愈益增多,宣纸、蜀纸、苏纸、歙纸竞相媲美;
造纸技术更加成熟,纸的应用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书写。
可以说,直到近代机器纸出现以前,我国的造纸术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
4世纪时,中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
8世纪时传入阿拉伯帝国;
后经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欧洲人才结束了用羊皮书写的历史。
但到18、19世纪以来,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用机器造纸,发明造纸机,
并且不断改进造纸技术,我国的造纸术落在了世界的后面。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已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的性能和指示南北的现象,这在《管子·地数》中已有记载。
大约也就在这时,人们利用天然磁石的特性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
其形状像一把小勺子,底部为圆形,置于平滑的刻有二十四向的地盘上,勺柄就会自动转向南方,但因地盘与司南底部产生的摩擦,所测方向难以准确。
司南发展到宋代,已成形为“指南鱼”和“指南针”。
指南鱼是将薄铁片剪为鱼形,经磁化后带有磁性,使用时让它浮出水面,
鱼头就会指南。
指南针则是将钢针磁化,其使用方法在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中描述了四种。
后来,人们又将指南针与二十四向方位盘结合起来,制成“罗盘”。
有了罗盘,只要看一看指南针所指的地方,就可以定出精确的方位。
但是,人们也发现,指南针并不完全指南,因为地球存在地磁偏角。
《梦溪笔谈》最早记录了这个事实,书中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
指南针的最大用途就是航海,它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据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说:“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即罗盘)而行……
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中,指南针的作用不能低估。
火药是硝酸钾、硫黄和木炭三种粉末的混合物。
它的发明是古代炼丹术长期实践的结果。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已明确记载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被称为“奇物”。
最晚在唐代,火药已被发现并利用。据唐代炼丹著作《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
《诸家神品丹法》收录的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黄法》一文,其实讲的就是制造火药的具体方法。
火药发明以后,首先被用到军事上,以火药为动力的杀伤性武器被制造出来。
这是武器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
11世纪的宋代,已制成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武器。
由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的《武经总要》首次记录了火炮等三种火药武器的火药配方,宋末抗击金兵的宋军已在战争中使用“霹雳炮”,稍后,金人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则使用了“震天雷”。
到元代开始出现铜铸或铁铸的筒式火炮——火铳,因其威力巨大而被称为“铜将军”。《水浒传》中的“轰天雷”凌振,就是文学作品里刻画的一位火炮专家。
在元代甚至还制造出一种火药箭,其发射原理与现代火箭发射差不多。
到明代又出现了同时发射十支以上,甚至几十支和上百支箭的“火弩流星箭”“一窝蜂”“飞镰箭”“百矢弧”等,此外还有自动爆炸的地雷、水雷等。
特别是有一种名叫“火龙出水”的火箭,已具有两级火箭的雏形。
大约在唐代晚期,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已传到阿拉伯、波斯等地,
因其洁白如雪,被称为“中国雪”或“中国盐”。
约在13世纪左右,火药才经由商人传入阿拉伯地区,因那时的阿拉伯人称中国为“契丹”,故把中国传入的火药武器称为“契丹火枪”或“契丹火箭”。
在蒙古人西征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得到了中国的火器;而欧洲人又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学会了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方法。
中国的印刷术开启于古代的印章和石刻文字。
到隋代初年,民间已开始用雕版印刷佛像和历书等。其方法是将文字或图画
以阳文反刻在质地坚硬的枣木或梨木板上,然后刷墨铺纸加以印刷。
到唐代已逐渐用雕版印刷流行较广的书籍。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唐咸通九年(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其雕刻精美,图文清晰,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比欧洲最早印刷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要早600年。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进一步发展,到宋代已达盛期,印刷出版众多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这时除官刻本(政府)和私刻本(文人)外,还有许多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书坊,所以宋代藏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宋开宝四年(971年),张从信在成都雕印的全部《大藏经》达1,046部,共5,048卷,所用雕版达13万块之多。
雕版的使用并不方便,不但刻版费时,而且保存不易,常因气候、虫蛀等腐蚀变形,并且即使有错字也不能改正。
这时就出现了活字印刷的平民发明家毕昇。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不断的摸索,终于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在后来的发展中,元代曾改用锡活字。
过去认为,元代农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且将活字按韵排列,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拣字效率。
但据1991年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西夏方塔中出土的西夏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研究,此经为西夏后期(12世纪下半叶)以木活字印刷,这把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时间又提早了一百多年。
到明代出现了铜活字,16世纪又产生了铅活字。
可以说,直到20世纪电子排版系统出现以前,人类一直使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
中国的印刷术大约在8世纪传到日本,在12世纪前后传入波斯和埃及。
中国的印刷术连同其他发明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方。
约在13世纪,欧洲才用雕版印刷印制了第一张画像。
随后,14世纪到15世纪,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在欧洲同时流行。
人类文明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而大大加快了传播、交流和发展的速度。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这几项发明,他说印刷术、火药
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马克思也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
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从汉代开始,人们就把地震作为“灾异”记入各朝代史的《五行志》中。
据研究,中国两汉时期共发生了28次较大的地震,所记录下来的各次地震破坏
情况有“地坼涌水”“败坏城廓”“山谷坼裂”“伤害人物”“压杀人”等。
张衡于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地震方位的仪器。《后汉书·张衡传》对这台仪器有较具体的描述。
据记载,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
里面的结构,主要有立于中央部位的“都柱”(相当于一种倒立型的振摆)和它周围的“八道”(振摆周围的八组机械装置),外面相应地设置八条口含小铜丸的龙,
每个龙头下有一只张口向上的蟾蜍。
一旦发生比较强烈的地震,“都柱”因震波的冲击失去平衡,震波从哪一个方向来,“八道”中哪一个方向的一道就被触动,使相应的龙口张开,小铜丸就落入下面蟾蜍口里,观测的人就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
地动仪制成后,安置于当时的都城洛阳灵台。
在《续汉书·五行志》中,对于陇西(今甘肃东南部)发生的地震有记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廓,室屋多坏,压杀人。”据分析,这次地震的震级在六级以上。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仪器来观测地震。
在国外,直到13世纪,在波斯马拉哈天文台才有了类似的仪器。
到18世纪,欧洲才出现了利用水银溢流来记录地震的仪器。